2006年5月29日，由社科院拉美所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东亚—拉美合作论坛（FEALAC）研讨会在拉美所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两大地区的互动：欧洲经验背景下的东亚和拉美比较”。来自拉美所、社科院世经政所、社科院亚太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德国美因茨大学、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智利帕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墨西哥、格林纳达、秘鲁等拉美国家驻华使馆、外交部、中联部和人民日报的学者、官员和记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拉美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阿登纳基金会驻新加坡代表科林·杜尔科普（Colin Dürkop）博士和德国美因茨大学曼弗雷德·摩尔斯（Manfred Mols）教授致开幕词。

　　郑秉文所长说，东亚和拉美两大地区互动，是经济全球化与加强地区合作的客观要求；在欧洲经验背景下来探讨这两大地区的互动，是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第三届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研讨会”这样一个平台，必将为推动东亚和拉美的互动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和更高水平发展而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在欧洲经验背景之下来研讨这个问题，必将为这两个地区的互动而带来深刻的启发。

　　当前，东亚和拉美两个地区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既给两个地区的互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产业调整与生产要素转移加快，为两个地区的互动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和平与发展这两个时代主题、合作与改革这两个时代潮流，为促进两个地区的互动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并且，两个地区的广阔市场、丰富资源，为他们的互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郑秉文所长对推动东亚和拉美的互动提出了5点建议。（1）以发展为重点，促进两个地区互动。东亚和拉美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较多、贫富差距较大、社会问题较为复杂的地区，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发展是两个地区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两个地区共同面临的任务。只有在根本上处理好发展问题，才能促进两个地区持久而深入的互动。（2）以共赢为目标，推动两个地区互动。东亚和拉美这两个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各自面对的挑战较多，需要解决问题也很多。建立互惠互利和实现共赢的关系框架，是大力推进两个地区互动的重要目标。发展是互动的前提，共赢是互动的目标；在发展中促进互动，在互动中实现共赢。实现共赢完全符合两个地区的根本利益，实现共赢是推进两个地区互动的根本要求。这个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是推进互动的重要目标。（3）以借鉴为前提，加强两个地区互动。东亚和拉美两个地区各国的国情各异，发展模式与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传统各具特色，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在互动过程中，应充分交流，借鉴彼此的历史经验。相互借鉴是互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实现共同发展和促进缩小差距的需要。（4）以合作为途径，实现两个地区互动。合作是实现两个地区互动的唯一途径和必由之路。只有通过两个地区的合作才能真正地实现两个地区的互动，才能超越地理和空间的困难，才能扩大两个地区的共同利益，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以有效应对全球化的挑战。通过合作实现互动，通过互动推进合作进程，对这个辩证关系，我们应从战略高度予以看待。在互动中，应在充分尊重两个地区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基础上，本着协商一致、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开拓创新的原则，努力探索出符合两个地区特色的合作之路。（5）以欧洲经验为背景，提升两个地区互动水平。与欧洲相比，两个地区的互动还处于初始阶段，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提升两个地区互动水平，必须要学习和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尤其是欧洲的经验。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东亚和拉美的互动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应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之中，应该借鉴欧洲经验，因为欧洲在一体化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同时，还要考虑和照顾东亚和拉美两个地区以外国家在这两个地区的合理利益，增进这些国家对这两个地区合作的理解与支持。

　　具体到中国与拉美的合作，郑秉文所认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非常需要研究国际经验，认真研究、借鉴和吸取从东亚到拉美再到欧洲的现代化正反两方面经验。加强两个地区的互动，有利于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拉美经济的发展。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必将对促进东亚与拉美两个地区的互动、对维护两个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杜尔科普博士简单扼要地指出，东亚和拉美两地区之间的合作仍存在很大的空白，双方需要缩小距离，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欧洲经验为背景，从更高层面上寻求加强东亚和拉美地区互动的方式。阿登纳基金会希望在官方层面上支持东亚—拉美合作论坛，头两届论坛主旨在于加强东亚和拉美两地区的贸易往来和学术网络建设，此次会议应在全球化的层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摩尔斯教授认为本世纪是属于亚洲和拉美的世纪，东亚和拉美的地区特征日益明显，它们有各自的区域文明，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地区的合作进行研究，这具有政治意义。欧洲作为区域文明的一部分，应与拉美和东亚共享促进区域团结、合作的经验。

　　随后，拉美所副所长江时学研究员、美因茨大学摩尔斯教授、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杨丽慧博士、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金文镐教授和智利帕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法诺尔·拉拉因（Fanor Larrain）教授分别从中国、欧洲、东盟、东北亚和拉美的视角分析了东亚和拉美两大地区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和拉美两地区之间加强合作是必要的和现实的，但东亚和拉美之间的合作仍面临很多困难，双方相距遥远，互相了解不多；双方对加强互动也都未达成地区性的共识，互相都不能将对方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两地区的合作缺乏制度性安排，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的发展从政治层面来看不尽如人意。为了更好地推动东亚和拉美的合作，双方在开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的同时，应完善多边合作机制，如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使其更加制度化，并在多边合作框架下加强两地区之间的学术、科技、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合作。

　　江时学研究员的发言围绕中拉合作展开。他认为中国和拉美地区的合作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其原因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地区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中国和拉美国家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中国和拉美在科技领域、文化领域和重大国际问题以及WTO谈判等问题上的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在发展道路上，中国面临着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而拉美国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以前的改革进行再次改革，双方可以相互借鉴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道路。江时学研究员还回顾了中拉合作已取得的成绩，认为中拉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但同时，中拉合作还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经济合作的潜力还有待挖掘，拉美经济总量达到2万亿美元，但中拉双边贸易在其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其次，中拉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再次，由于太平洋的阻隔，中拉双方相互了解不多，经贸往来少。要克服这些困难，学者、使馆官员、媒体都应当发挥自己的最大力量，来促进双边合作。其中最难的是如何推动双边经济合作，要在这一方面取得进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双方应注意到各自的比较优势，拉美的自然资源丰富，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2）增加相互投资，拉美国家对外资依赖性强，而中国有“走出去”战略，因此，市场信息的开放和投资环境的改善都是必要的；（3）国家间尽可能的签署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4）双方的合作应注意到美国因素。江时学研究员指出中国的崛起对拉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对拉美的进出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普雷维什命题。最后，他对中拉关系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在双方共同的战略基础上加强政治互信；采取现实的、创造性的措施深化经济互补；加强文化交流促进相互了解。

　　摩尔斯教授回顾了二战后东亚和拉美两地区交往、互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摩尔斯教授说，40年前，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拉关系、欧拉关系以及拉美一体化等问题，那时很难想到将拉美和亚太两个地区结合考虑。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来自亚洲、非洲和拉美的代表带去了非常多样化的观点。当时亚洲国家在努力争取主权和独立，拉美国家面临的则是建立经济、政治新秩序，但拉美仍有大量关于独立的著作。随着时间推移，到20世纪70、80年代，双方逐渐认识到加强外交和经济关系的必要性，外交和经济关系很快密切起来。20世纪90年代末，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智利总统弗雷设想将双方的合作制度化，以此来构筑建设性的关系。当时，亚欧、欧拉之间都有制度性安排，唯独缺少了亚洲和拉美的定期的、制度化的交流机制。东亚—拉美合作论坛应运而生，其重要原则即加强政治对话。但遗憾的是，目前两个地区都处于无助的状态，在地区内部对加强两地区之间的合作很难自发形成共识。但无论怎样，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的基本机制还是建立起来了。关于东亚—拉美论坛的发展，摩尔斯教授给出的建议是：（1）每2或3年举行一次峰会；（2）进一步完善论坛的制度性安排，如设立常设秘书处；（3）东亚的一体化起点较低，而拉美的一体化进程最近也遭受了挫折，这使得东亚很难将拉美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因此知识分子、学者此刻应该发挥自己的决定性的作用，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发展；（4）拉美国家相对于东亚国家而言，在研发工作上的投入非常少，因此加强两个地区间的学术、科研合作是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确保东亚—拉美合作论坛在政治、经济领域有足够影响力的条件。摩尔斯教授也谈到了中拉关系，他对中拉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一是中拉经济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二是中国已成为拉美许多区域性组织的观察员，在政治上也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杨丽慧博士在对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的建立过程作了简短介绍后，指出论坛的目标是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友好对话和政治合作，以便分享经验；在经济、文化、科技、环保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协调立场，维护共同利益。为了实现该目标，论坛已经建立了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和科技3个工作小组。但杨丽慧博士也表达了自己对论坛发展的担忧，她指出，虽然东亚—拉美合作论坛内部的工作程序以亚欧会议的模式为蓝本，但东亚—拉美合作论坛成立8年，至今还未召开过一次首脑会议，这与亚欧会议制度化的首脑会议和部长会议相比明显是不足之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东亚和拉美距离遥远，文化差异大，而且双方都有很多发展中经济体，用于合作的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东盟和拉美发展状况的差异性导致了东盟对推动两地区互动的兴趣下降。东盟在20世纪90年代后一直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才有了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的设想。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东盟已开始加速一体化进程，其开放性也日益增强，与中东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互动增多，吸引中东的投资成为东盟目前政策的重点。而拉美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拉美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金融体系面临挑战，政府部门改革不力，社会缺乏公平、公正，这一切导致拉美在外界眼中是一个投资很难进入的地区，而且东盟与拉美在经济上更多的是竞争而非互补，双方的贸易和投资都较少。因此，相比多边框架，东盟各国更愿意采取国家间的双边途径开展与拉美的合作，协调立场。那么，为了给东亚—拉美合作论坛注入更多的活力，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东北亚经济体应做出更多的努力，因为东北亚和拉美的经济互补性更强，拉美与亚太贸易的2/3是和东北亚经济体进行的。对中国而言，利用像东亚—拉美合作论坛这样的多边框架发展与拉美的关系也可以减少美国的担忧。

　　金文镐教授主要比较了东亚和拉美的发展模式，介绍了韩国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和经验教训。金教授认为东亚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发展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而拉美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60年代和90年代的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环境迥异，90年代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存在和民主制的发展，拉美国家在进行经济模式转型时在国外和国内都面临困难。韩国经济发展中可供拉美借鉴的经验教训是：在WTO框架下，拉美国家的产业政策应着眼于实现整体发展，提高综合竞争力；同时应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和人才培养，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谈到东亚—拉美合作论坛，金教授同意摩尔斯教授的看法，认为东亚和拉美目前对加强合作缺乏地区性的共识，地区内部也没有太多共同利益，大家只关注实际的的利益，如贸易和投资。1994年～1997年两个地区由与经济上的需要而对合作产生兴趣，但后来的金融危机使合作陷于停顿。现在推动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创意，一方面像韩国、巴西这样的区域协调国应从地区长远利益出发，调动各种资源，尽最大努力协调地区内各国的利益，寻找各方认可的地区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拉美的重要投资者，中国的行动必定影响东亚和拉美两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会影响东亚、拉美和美国、欧洲的关系，因此中国的学者应思考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更好地参与两个地区之间的互动，促进合作。

　　来自智利的拉拉因教授从拉美左派政府分化的角度探讨了东亚—拉美合作论坛未来的状况。拉拉因教授认为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对华盛顿共识的不满，拉美刮起了新的左派运动之风，其中有老式的民众主义的左派，也有现代的世界主义的左派，在讨论东亚和拉美两个地区的互动时，明确区分这两种左派是非常重要的。老式的民众主义的左派以查韦斯、莫拉莱斯和基什内尔为代表，他们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更倾向于分配财富而不是积累财富，拒绝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他们的思维方式保守。而以卢拉、巴切莱特为代表的现代世界主义的左派则更具全球眼光，他们是新的社会主义者但同时在政治上比较务实，在技术专家的辅佐下，他们试图通过区域或全球合作来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目前，拉美的这两种左派政府之间并无合作，它们都过度重视自己本国的利益，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进展缓慢，地区一体化组织成为缺乏创意的官僚机构。因此，在拉美，拥有全球视角的现代左派政府往往通过双边渠道同东亚国家进行合作（如智利政府的做法），它们认为以双边的方式合作要比以集团的方式合作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