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17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SAIS）西半球项目主任莱奥登·罗伊特（Riordan Roett）教授一行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随同访问的还有该项目副主任瓜达卢佩·帕斯（Guadalupe Paz）教授和阿根廷圣安德烈斯大学人文系教授胡安·加夫列尔·托卡特廉（Juan Gabriel Tokatlian）。

　　200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拉美后，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引起美国媒体及学者的极大关注。美国国会先后举行了六次关于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的听证会。2005年4月，罗伊特教授也应邀在国会作证。关于中拉关系的发展是否对美国在拉美的利益构成威胁的问题，罗伊特教授持比较公正、独立、客观的立场，认为中国没有对美国在拉美的利益构成威胁。目前，罗伊特教授正在开展“中国、美国及南美三角关系：驱动因素——机会和紧张”的课题研究。课题成果将于2007年用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出版。2006年6月10～19日，在罗伊特教授的主持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西半球项目召开了一个“中国与南美的关系对美国的意义”的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拉美和英国等地的30多位拉美问题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拉美所所长郑秉文也应邀与会。罗伊特教授一行此次访问拉美所是对郑秉文所长访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回访。

　　2006年8月17日上午，罗伊特教授和加夫列尔·托卡特廉教授分别从不同角度就“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在中国社科院拉美所作了主题发言，并回答了与会学者提出的问题。报告会由拉美所所长郑秉文主持，外交部、中联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科院相关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的记者等共4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8月17日下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的主持下，三位来宾与有关人员举行了座谈。拉美所所长郑秉文、副所长江时学及外交部和拉美所有关人员就共同关心的中美关系、中拉关系、美拉关系、古巴问题以及拉美左派等问题进行了小范围的深入研讨。罗伊特教授曾长期在基金业供职，有丰富的华尔街经历。所以，在访问拉美所之余，罗伊特教授一行还在拉美所的安排下，访问了基金业的相关公司并与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

 

 

　　罗伊特教授在报告中，从美国的视角谈了中拉关系的发展对美国的影响。他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美国对中拉关系发展的关注及其原因，二是介绍了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开放阵营在中拉关系发展对美国的影响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不同立场。现将该报告的主要观点摘要如下。

　　罗伊特教授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关于北约组织的著作中曾论述了美国、欧洲和拉美的三角关系。罗伊特教授认为，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一种新型三角关系：美国、中国和南美。目前出现的中国、美国和拉美的三角关系，其驱动因素不同，这种三角关系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罗伊特教授认为，美国对2004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拉美非常关注。这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将拉美视为自己的后院。19世纪20年代，美国在拉美独立后发表的门罗宣言中宣称，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洲事务。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正研究中国与南美关系的快速发展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现在的情况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官员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

　　罗伊特教授指出，很明显，美国现在没有明确的拉美政策。美国这样做或许是避免将拉美纳入国际体系。而中国与拉美关系的发展是否会扮演一种角色，将拉美纳入新的国际体系呢？中拉贸易对拉美很多国家的贸易平衡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拉美的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正日益倾向于亚洲，尤其倾向于中国。中国在南美更是呈上升趋势。南美国家与中国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是20国集团的成员，而巴西是这个集团的重要国家，中国和巴西关系的发展日益迅速。即使中国和拉美的关系仅限于贸易领域，也有很多美国人反对。事实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有分歧。新保守主义者更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中国进入拉美，他们在议会和媒体都有一定的影响，而且非常关注中国与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关系，认为中国将与拉美建立政治联盟，中国将成为拉美国家走向亚洲的桥梁。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与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关系都不好。如果这样的话，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此外，还有其他两个与政治有关的问题。（1）军官培训问题。在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官员质疑中国在国内为拉美国家培训军事官员，这会影响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军事关系。1945年后，美国和拉美的军事关系是上升的。中国的这种做法将使美拉军事关系受到削弱。（2）巴拿马运河问题。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三大使用者。中国因购买大量的拉美物资而频繁使用巴拿马运河。因此，中国的利益是保持巴拿马运河的开放和稳定。但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同经营运河的公司合作及发展与巴拿马政府的关系，这将会影响运河使用费的定价并确定运河的使用权。此外，中国加强了在拉美的活动。中国驻拉美国家的使馆积极与当地市民社会接触，中国使馆官员日益年轻化，会熟练地讲西班牙语。教授中文的孔子学院在拉美开始扩张。

　　罗伊特教授认为，如果站在新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就会对中拉关系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在拉美如此活跃？中国在拉美寻求的长期利益是什么？中国所寻求的利益是否能够和美国的利益融合？中国在拉美的活动应考虑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美国要采取什么对策呢？美国是否应该对中国在拉美日益增多的活动担心呢？还是应该将中拉关系的发展视为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成员的正常行为呢？简言之，美国是否将中国在拉美的上升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还是一种挑战（不是“威胁”）？如果是后者，那么中美关系尤其是有关地缘政治的一些问题比如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又将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日益活跃。拉美是否会成为中国日益活跃的第三个地区呢？由于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多边化和全球化，而且中国在东南亚与美国有不同的利益和目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担心这是否会成为中国与拉美关系的模式，中国对非洲和东南亚的政策会不会用于未来中国对拉美的政策上？当然，戴着意识形态眼镜的人会提到中国与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关系。

　　但也有人对此作出积极的解释。一位负责中国项目的学者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指出，由于美国在其国内实行贸易壁垒政策，这迫使拉丁美洲为扩大出口寻找其他渠道。而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贸易政策不同，中国大量进口拉美的货物，比如大豆、铜、石油等。这对很多拉美国家和中国都是很好的贸易机会，至少在贸易方面，中国对拉美的重要性要大于美国。中国作出承诺要在拉美建设公共设施，而拉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性取决于是否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铁路、港口等。美国现在出现经济双赤字，没有能力支持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布什执政后拉美国家的反美情绪上升，主要是因为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入侵伊拉克、以及美国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拉美和美国一些国际分析家认为，中国实际上为拉美提供了另一种外交政策的选择。比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伊拉克问题的辩论会上，智利和墨西哥的立场更接近中国的立场，而不是美国的立场。另一个问题是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中国在这方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2004年胡锦涛访问巴西意味着中国支持巴西加入安理会，而且中国明确表示现在并不支持安理会扩大。但南美国家还有一个担心，即中国承诺的投资到达拉美会很慢。此外，还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会影响中国、拉美和美国的关系。分析这些问题，对了解中国很重要，对“中国、美国及南美三角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很重要，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很重要。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很重要的部分。美国及其盟友在朝鲜问题上没有中国的参与是无法取得进展的。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有利于东南亚的安全和稳定，对美国是积极的，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几十年来，美国认为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对美国是有负面影响的，现在美国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关系对美国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而且现在中国已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洲事务。

　　罗伊特教授总结道，上述问题没有固定答案。进入21世纪后，对上述问题的解释将成为新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活力的分析。实际上，从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一直是西半球最大而又最有影响的国家。尽管在拉美有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投资，但是美国从未产生过外交、政治和经济上的担忧。由于美国在该地区外交政策上的一些失误，美国政府必须对一些事务重新评估并对一些政策作出调整。美国必须要评估中国对于拉美的关注到底有多大。美国的一位国会议员曾向罗伊特教授提出质疑，中国在拉美的发展是否破坏了门罗主义？这再次证明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歧：一方面，美国存在一个保守的阵营，即新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存在一个积极的、更开放的阵营。

 

 

　　作为罗伊特教授主持的“中国、南美及美国三角关系”研究项目的参与者，阿根廷圣安德烈斯大学人文系的胡安·加夫列尔·托卡特廉教授则从南美的视角分析了美国、中国和拉美的地缘关系。他的演讲从概念、现实和理由、结论三部分，分析了美国、中国及南美的三角关系。该报告主要观点摘要如下。

 

　　第一部分，关于概念问题。第一个概念是视角。如果存在美、中、拉三角关系，就应该从三方的视角而不是单一的视角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冲突与合作。第二个概念是不平衡性。不平衡是因为存在权力的差异，权力差异会导致利益的不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权力差距在缩小。这种权力的不均衡，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行为总是作出反应，甚至反应过度，而对拉美则不理不睬。美国对中国和拉美在态度上的差别会导致紧张。第三个概念是战略三角关系。在冷战时期，美、中、苏是战略三角关系，而现在的中、美、拉不是一种战略三角关系。第四个概念是国际关系中的意图。在美国国内有关中国的辩论中，无论认为中国是威胁还是认为中国是和平崛起的人，都想了解中国的意图。关于这一点，美国国内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相信中国威胁的存在，这种观点强调权力争斗，主张利用各种手段加强控制。第二，以事实为依据，关心中国在做什么，而不是说什么。加夫列尔教授持第二种观点。第三，拉美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完全的、单一的、毫无差异的拉美是不存在的。基于地缘关系，美洲应该分为北美和南美，北美包括巴拿马、中美洲、加勒比、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南美则包括自哥伦比亚至阿根廷的诸多国家。“9·11事件”之前，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强于南美与美国的关系。“9·11事件”后，北美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政治上与美国融为一体了，这些北美国家成为美国的国防参数，在军事上和安全上对美国都至关重要。而哥伦比亚以南的美洲，则试图保持相对的独立。这不仅有经济上的原因，还在于文化上的差异。它们同欧洲有密切的关系，双方保持贸易伙伴关系。

　　第二部分是现实和理由。安全问题分为两部分：较高级安全事务和较低级安全事务。较高级安全事务是关系国家层面的问题，较低级安全事务是对公民和社会较为重要的问题。中美两国更关注较高层面的安全事务，而不是较低层面的安全事务。

　　美国对华政策关注的较高级安全问题有五项。（1）担心中国在拉美派遣军事力量。美国在许多国家都有军事基地，而中国在拉美没有任何军事基地，也没有显示出要在拉美发展军事力量的兴趣。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有人提到，2005年有60个拉美军事官员在中国受训。而2001～2004年在美国受训的拉美军事官员高达68 807人，中美在这方面的对比简直不成比例。（2）军售问题。美国认为中国向拉美出售军火，事实上，向拉美出售军火最多的是俄罗斯，仅与委内瑞拉就签有高达10亿美元的军火协议。中国对拉美的军售问题完全不应该成为美国担心的问题。（3）巴拿马运河问题。这个问题总是被反复提及。二战后，美国使用巴拿马运河的程度减少了。美国1977年将巴拿马运河交还巴拿马人，让巴拿马人来管理巴拿马运河，但同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修正案，即如果出现对巴拿马运河的任何威胁，美国都将其视为是对美国的威胁，并予以干涉。即使在没有受到巴拿马政府的邀请下，美国也可以采取单方面的军事行动。此外，经营巴拿马运河的公司是一家设在香港的公司，这家公司不仅管理着英国最大的港口，而且在世界50多个国家都控制着重要港口。这家公司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构成安全问题，那么，它怎么会在巴拿马运河对美国构成挑战呢？（4）哥伦比亚计划。美国斥资38亿美元用于5年的哥伦比亚扫毒问题。中国在哥伦比亚计划问题上是十分谨慎的，中国和美国在扫毒和反恐问题上有很多共同立场，没有任何企图与美国发生冲突。（5）中国同古巴和委内瑞拉关系。中国目前在古巴石油和镍矿方面有很多投资，但这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冷战期间，中古关系并不十分友好。卡斯特罗之后，古巴政权的过渡问题很令人关注。古巴如何实现政权过渡，是学习苏联模式，还是中国模式？从现实角度看，中国模式是个好模式。至于委内瑞拉，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关键问题。华盛顿与加拉加斯的关系越来越不和谐，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查韦斯说话越来越口无遮拦，与朝鲜、伊朗组成联盟挑战美国，而不是像中国那样搞多极主义。

　　加夫列尔教授认为，中国最大的安全问题是台湾问题。现在台湾当局与25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其中12个国家在中美洲、加勒比和南美洲地区。加勒比地区有4个国家，中美洲有7个国家，南美唯一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是巴拉圭。中国应更多地了解这些国家的地缘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安全问题的关键，但它不应该成为影响中拉关系发展的原因。

　　能源是中国关注的另一个安全问题。中国正谋求与拉美国家的能源供给以满足其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尤其受到安第斯国家的欢迎。不过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成员加入竞争，那就是印度。拉美希望能够共赢，中国、拉美、印度都能获得相关的能源供应份额，不要因为亚洲的问题而影响中国和印度与拉美的关系。

　　上述较高级安全事务，对中国和美国至关重要，但是对拉美并不是关键的问题。现在拉美更关注较低级安全事务。一是国家作用的削弱。拉美国家非常脆弱，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需要中国和美国关注这个问题。中国已向海地派了维和部队。二是毒品问题。目前中国国内使用毒品的数量正在上升。中国消费的不仅限于鸦片及其衍生产品，还有可卡因。在安第斯国家有大量的毒品交易，造成大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三是有组织犯罪问题。在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三国交界地区，美国担心某些恐怖组织会利用这一地区进行恐怖活动。四是轻型武器走私问题。拉美国家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缺乏透明度。拉美暴力犯罪活动频发，这些人使用的轻型武器或者来自美国、欧洲、前苏联地区，或者来自亚洲。五是环境恶化问题。中国投资者应有高度敏感性，中国在拉美采取的一些技术，比如采矿技术比较落后。中、美、拉三方应重视环境问题并加以解决。

　　加夫列尔教授最后的结论是，拉美、美国、中国高度关注的安全问题很复杂，但这些问题并不冲突。而低层面的安全问题为三方提供了很多合作空间。美、中、拉应该合作，不应该对抗。中国在拉美有巨大的机遇，拉美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反中国的政治派别也没有任何反中国的情绪，因此中国与拉美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

 

 

　　在8月17日上午的报告之后及下午的座谈中，三位学者（罗伊特教授、加夫列尔教授和帕斯教授）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有关美国外交决策、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哥伦比亚计划、拉美国家的大选、美拉以及中美关系等问题，概括如下。

　　（一）美国的外交政策。布什执政期间，主要采用了新保守主义派别的观点。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没有失败，但其外交政策是失败的。如果民主党获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话，美国的外交政策会有所调整；民主党如果在参、众两院获得较多席位，其调整的力度会更大。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是东西方冲撞的延伸而不是基于南北关系的一种反应。无论如何，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对中国和俄罗斯都持怀疑态度。

　　（二）美国对拉美的政策。事实上，美国各党派，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拉美大地上发生的现实情况都知之甚少。目前美国没有应对拉美目前形势的答案，也没有计划。美国对拉美不理不睬，是因为拉美不存在安全和稳定问题。

　　然而，美国对拉美的综合战略不会变化，核心就是不允许新的竞争者出现。民主党的政策会有微小的变化，但不会有大的变化，包括对中国和拉美的政策。2006年美国助理国务卿香农访问中国，他对中拉关系的评价是积极的，认为中拉关系的发展机遇多于问题。但他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很小。美国的外交决策是由国防部和五角大楼来掌管的。

　　（三）哥伦比亚计划。哥伦比亚计划是在华盛顿出炉的，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提出的，布什政府上台后继续实施这个计划，因此它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政府共同的政策。该计划75%的资金用于军事和安全援助，25%用于经济和社会。开始它是一个扫毒计划。“9·11事件”后，哥伦比亚计划不再仅仅是一个扫毒计划，而是成为美国反恐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因此加强了在哥伦比亚的军事力量。美国向哥伦比亚派驻了800名军人，600个保安。美国在波哥大有全球最大的使馆。因此，要将哥伦比亚计划放在美国外交战略的大框架来看。这个计划开始实施时，很多南美国家都不同意。2002年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拉美国家对哥伦比亚计划的批评之声渐少。事实上，哥伦比亚计划作为扫毒计划是失败的，同时，哥伦比亚政府在控制和镇压反政府力量的能力也在减弱。所以哥伦比亚周边的国家都像中国那样，对哥伦比亚计划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四）关于拉美国家的选举。罗伊特教授认为，墨西哥的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墨西哥民主革命党总统候选人奥夫拉多尔承认大选失败，表明他接受了民主；如果他赢得大选，墨西哥将失去民主。美国对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不了解。莫拉莱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是因为他得到土著人的支持，他的获胜代表了少数白人的失败。秘鲁的乌马拉在总统选举中的失败，是另一个失败的例子。无论谁胜谁负，安第斯国家的选举正在发生变化。不管候选人如何对国家政策持有争议，这些选举都是在宪法和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的。美国对民主和选举的看法是不同的。美国支持选举，而对民主问题（包括就业、平等）漠不关心。

       （五）关于拉美的发展。罗伊特教授认为，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是成功的，拉美正好相反。拉美过去的30年是失败的30年。20世纪70年代，拉美是政治独裁，80年代是经济上的失败，90年代是社会方面的失败。拉美国家的失败与美国对拉美的政策有关。70年代美国支持拉美的军事政府，80年代美国拒绝减少拉美国家的债务，90年代美国强加给拉美国家华盛顿共识。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是失败的。

 

1．莱奥登·罗伊特（Riordan Roett）

        196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SAIS）西半球项目主任。因其在拉丁美洲研究方面的特殊贡献，罗伊特教授于2000年12月获得巴西总统亲授的里约·布兰科（Rio Branco）勋章。2004年，罗伊特教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培养的第一届研究生罗伯特·海尔德斯（Robert Hildreth）出资设立拉丁美洲研究莱奥登·罗伊特席位。

　　莱奥登·罗伊特教授曾担任多项社会职务。1978年，任拉丁美洲研究协会（LASA）主席。1983～1995年期间，先后任大通曼哈顿银行顾问及国际资本市场集团新兴市场部资深政治分析师。1989～1997年间，为世界经济论坛教职研究员。目前，罗伊特教授是布雷顿森林委员会及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还是莱格·梅森公司下属多家互助基金的董事会成员。

　　罗伊特教授的近期代表作：《聚焦安第斯：安全、民主和经济改革》（合著），《墨西哥现行民主政治：政治与经济动力学》（合著），《稳定后的拉丁美洲政治》（合著），《全球环境变化中的拉丁美洲》（合著），《拉丁美洲的汇率政治》（合著），《南方共同市场：区域一体化与世界市场》（合著），《卡多佐时期的巴西》（合著），《巴西：世袭社会中的政治》（第五版），《墨西哥比索危机：国际视角》（合著）。

　　2．瓜达卢佩·帕斯（Guadalupe Paz）

　　瓜达卢佩·帕斯教授是墨西哥裔，曾获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士学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公共政策硕士学位。1994年之前为墨西哥蒙特雷理工学院研究员。1994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SAIS）西半球项目拉丁美洲研究项目（LASP）。现任LASP副主任，主要负责项目的出版、资金筹集、项目评估、开发运转（包括教员聘请、SAIS-Di Tella大学交换项目、基金申请书、墨西哥与巴西的浸入式语言学习项目等），以及华盛顿和波罗尼亚校区的学生推荐等工作。精通西班牙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熟悉法语和葡萄牙语。

　　瓜达卢佩·帕斯教授的近期代表作：2005年，与莱奥登·罗伊特和罗素·克兰道尔（Russell Crandall）合作撰写了《聚焦安第斯：安全、民主和经济改革》与《墨西哥现行民主政治：政治与经济动力学》两部专著；2003年与莱奥登·罗伊特共同编写了《全球环境变化中的拉丁美洲》；此外，她还参与了其他6部著作的编撰与出版工作。

　　3．胡安·加夫列尔·托卡特廉（Juan Gabriel Tokatlian）

　　加夫列尔教授1978年在阿根廷Belgrano大学毕业，1981年和1991年在美国约翰斯·霍普斯金大学先后获国际关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9年任拉美社科理事会（FLACSO）研究员，1999-2000年任阿根廷外交学院教授，2001年8月～2006年3月任阿根廷圣安德烈斯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系主任。现任阿根廷圣安德烈斯大学人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