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至2013年9月，作为美国福特基金访问学者，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UCSD)的伊比利亚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CILAS)留学一年，研究题目为“城市化与不平等：拉美对中国的经验和教训”。CILAS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和支持，UCSD拥有丰富的数据和资料，中心主任、副主任及有关人员、学者为课题研究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导和支持。

 

 

参加CILAS、美洲协会、21世纪中国中心等多个专业研究机构的近20次学术讨论会和学术报告会。在CILAS组织的讨论会中，有两次是为我个人的研究题目组织的，有一次是为中国学者组织的。

第一次是在2012年11月28日，CILAS为我的研究项目组织了一次讨论会，我的发言题目是“关于伊洛（秘鲁）—桑托斯（巴西）铁路的初步建议”。

第二次是在2012年12月初，这次研讨会是为中国学者组织的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十八大”后的中国，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是“2020年的中国”。

第三次是在2013年5月30日，CILAS为我的研究项目组织了一次讨论会，我的发言题目是“城市化与不平等：拉美对中国的经验和教训”。

三次发言均用英语，并准备了英文PPT。

此外，还多次接受国内外媒体的电话或电子邮件采访，如中国产经新闻、BBC（中国、墨西哥）、CNN墨西哥以及西班牙、德国的个别媒体，等等。

 

 

根据研究计划，我要完成一篇工作论文，题目是“城市化与不平等：1900～2010年墨西哥案例分析”。围绕这一项研究，2012年10月～12月，大量收集数据，学习和尝试了几种分析模型。

2013年2月～5月，经过反复试验和探索，最终确定使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和主成份分析法作为基本分析方法。为了构建分析模型，进行了两点创新。第一点是关于城市的定义，将1.5万人及以上的聚居点定义为城市；二是用“调整的基尼系数”——附带能力贫困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将1.5万人及以上的聚居点定义为城市较符合墨西哥的实际情况，附带能力贫困的基尼系数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城市化具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但不恰当的政府政策却会对城市化的这一功能具有干扰作用。

2013年6月～7月，完成了用英文书写的工作论文，正文部分32页，全文约3万字（英文）。论文分为8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和文献综述，总结了以下一些基本理论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样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可以接受和相对平等的；就城市化与不平等的关系而言，是倒“U”型曲线还是“N”型曲线，等等。

第二部分概述了1900年以来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和收入分配差距。1900年，墨西哥的城市化率仅为10.6%，2010年提高至62.5%。墨西哥的城市化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大型都市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经济活动的高度集中；二是虽然基尼系数一直在0.4以上，但贫困率由80%以上降至30%以下。

第三部分选择了13个影响收入分配的变量，利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对1900～2010年各年度的基尼系数、附带食物贫困的基尼系数、附带能力贫困的基尼系数、附带资产贫困的基尼系数进行测算。后三个基尼系数称为“调整的基尼系数”。结果表明，附带能力贫困的基尼系数与城市化的切合度最佳。第四部分分析了1900～2010年墨西哥的城市化、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化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N”型曲线，墨西哥的最佳城市化率为69%～80%，附带能力贫困的基尼系数介于0.55～0.6之间（可接受和相对平等），人均GDP介于7250～8000美元之间（2005年美元）。第六部分是主成份分析。1950～1980年，13个变量被分为两组，并被分别命名为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政府因素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驱动因素。1980～2010年，13个变量被分为三组，分别命名为结构性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包容因素，第一个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一直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驱动因素，但第二个和第三个因素自21世纪初以来一直是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驱动因素。第七部分从城市体系角度，分析和预测墨西哥城市化、收入分配差距、经济增长的趋势，通过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至2025年，墨西哥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1.5万人及以上的聚居点），附带能力贫困的基尼系数可以降至0.4以下，人均GDP达到9100美元以上（2005年美元）。第八部分为初步结论和小结。

 

 

主要研究成果有以下几项。

2013年1月初完成，“2012～2013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形势”黄皮书国别篇，论文，约0.5万字。

为拉美所创新工程项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挑战与经验”的一部分，该项目同时也是拉丁美洲研究所与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的一个合作研究项目。2013年3月份完成，论文，约1.6万字。

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之子课题，2012年6月启动，2013年5月完成并结项，研究报告，全文约4.5万字。

习主席访问拉美三国之后，应《中国经济报告》约稿，2013年6月底完成了“拉美的新黄金周期”，并以“‘中国效应’在拉美”为题在《中国经济报告》2013年第7期（7月刊）上发表，一般性文章，约0.5万字。

研究论文，约0.8万字，2013年8月份完成，将发表于《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5期（9月刊）。

 

 

与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圣迭哥大学、斯坦福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以及来自俄罗斯、西班牙和拉美地区的三十多位学者进行过接触和交流。

从交流的情况看，美国加州地区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其研究热点是非法移民、毒品、能源安全等三大问题，尤其是UCSD的伊比利亚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美洲协会等研究机构。

关于中拉经贸合作，所接触的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中拉经贸合作的迅猛发展有利于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稳定，但中拉能源领合作是美国能源安全的潜在威胁。近几年来，有数位美国学者密切关注中拉能源合作，并且对其影响和潜在威胁经常性地进行评估。

美国和拉美地区的学者普遍关注中国的改革走向和经济增长前景，但其心情较为复杂甚至矛盾，如有美国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中国将会夺走本应属于美国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在自然资源、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拉美地区的学者则关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希望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领域增加投资，等等。

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21世纪中国中心”汇聚了一批在美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者，如中心主任谢淑丽（中文名，克林顿总统时期主管中国和蒙古事务的副国务卿）、巴利·诺顿等，其研究重点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核心指导思想是“和平演变”，其政策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稳定执政，认为党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基础；二是保持与中国的密切接触，“和平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第一，研究队伍庞大且侧重微观研究。

借助于有利条件（如地理位置、语言、经济实力和研究投入等），美国专业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多达两万多人，遍布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等。长期的研究和庞大的研究队伍，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目前，美国的拉美研究侧重于微观研究，如CILAS研究玻利维亚的学者长期开展村社和社区的田野调查，美国的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长期资助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微观问题研究，等等。

第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移民问题、毒品问题、能源安全、西半球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等问题，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美国学者从多个角度、在诸多领域对拉美地区进行研究，均服务于国家利益，即使是私营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不例外。

第三，重视量化模型分析和交叉学科研究

在各个领域的研究中，美国学者重视量化模型分析和交叉学科研究，其研究方法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套”，大多数分析模型是美国学者以美国为研究对象总结出来的，套用分析和研究拉美问题，轻视甚至无视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国情；二是“推”，大多数模型逻辑严紧，设计精密，学科的交叉性很强，得出的结论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一旦产生影响，便顺势向拉美或国际学术界推广，借以影响拉美地区的学术走向甚至决策。

二战以后，不少拉美地区的学者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提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理论要么被美国学者主导的模型所推翻，要么淹没在模型分析之中，拉美地区的学者潜移默化地接受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模型分析。

尽管如此，也应当承认，许多量化分析模型还是值得借鉴和应用的，根据拉美地区的实情况对可用的模型进行调整，有助于深化拉美研究，也有助于中外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