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个单元中，经济研究室张勇、赵丽红副研究员和杨志敏副主任先后就“FTAA建立的构想和发展进程”、“FTAA谈判中主要谈判方的博弈”、“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与FTAA谈判的关系”等主题汇报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首先，张勇用“三、三、八、九、一”就“FTAA的提出及发展历程”作了极为简练的概括，即“三个阶段、三次美洲首脑会议、八次部长级会议、九个谈判小组和一条由‘肆意的乐观到暴跌的悲观’之路”，并对FTAA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美国和巴西之间在市场准入、农业和知识产权三个方面的严重分歧是谈判停滞的重要原因。在对前景进行预测时，张勇认为主观上谈判各方具有打破僵局的愿望、客观上多哈回合的农业补贴政策有所进展、次地区自由贸易协定还在继续等三个因素将促使FTAA谈判重新启动，但重启谈判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总之，建立FTAA的道路将是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荆棘之路。
赵丽红博士从谈判各方的博弈条件和政策态度变化的角度出发，总结了拉美各国对FTAA各国存在三种不同立场：委内瑞拉强烈反对FTAA，墨西哥、智利、中美洲积极参与FTAA，巴西虽然参与谈判，但在农业、环境等关键问题上不可轻易妥协，巴西对美国采取的“寻求次地区贸易安排”、“不在FTAA框架下讨论农业补贴和反倾销问题”、“在市场准入上区别对待”等贸易政策持坚决反对态度，这是FTAA谈判陷入停滞的关键因素。因此，美国转而采取双边谈判的策略，先后与智利、中美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给巴西等南共市国家形成不小的压力，巴西的态度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于备受关注的环境问题，美国希望环境标准更加突出，并单独成立一个环境谈判小组，而拉美国家则要求FTAA谈判中不应过分强调环境问题，更不能将环境问题作为限制条件和贸易制裁的借口。
经济研究室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志敏首次提出WTO多边贸易体系中“多哈回合谈判”和“FTAA谈判”同时陷入僵局是一种巧合，还是二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问题。他认为，实际上无论是“多哈回合”还是FTAA谈判，分歧都存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包括巴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都集中于农业谈判和新加坡议题（投资、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和政府采购透明度）。关于FTAA谈判能否成为世界多边贸易谈判的实验室，杨志敏认为， FTAA上述焦点问题实际上已被美国和巴西纳入WTO多边谈判框架之中，如果双方的态度没有重大变化，FTAA谈判先于WTO谈判完成可能性不大，相反，似乎“多哈回合”的解决可能成为FTAA谈判完成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随后的讨论中，商务部研究院卢国正研究员认为，FTAA谈判没能如期完成主要是各方的动力问题，FTAA提出时，美国和拉美各国都有迫切的愿望，美国是为了应对欧盟和日本的挑战，巩固美国霸权，拉美国家则希望从“失去的十年”后重享墨西哥NAFTA的成功。但随着时间推移，拉美经济和社会不断出现问题，拉美各国对美国出现失望的情绪。另一方面，卢国正研究员还认为，包括拉美经委会的权威研究机构认为中国因素（而不仅仅是美国因素）成为拉美各国经济重要发动机，这也是造成包括巴西在内拉美国家谈判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然而，针对“中国因素”在FTAA谈判中的作用，吴国平研究员却认为，“中国因素”不应过分强调，相反，“中国因素”更可能成为美国在拉美制造“新殖民主义”的借口，中国和拉美目前的贸易摩擦可能对中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负面影响。
关于美国对于FTAA谈判的战略，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美国思想库研究专家魏红霞认为，目前FTAA不是美国的重要战略选择，9.11之前影响美国战略的是地缘和经济因素，但9.11之后是“反恐”和安全因素，美国对墨西哥和阿根廷经济危机明显不同的两种态度就是例证。当前，一方面美国国内对拉美后裔存在防范和谨慎心理，而国会中农产品利益集团的实力强大，另一方面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拉美民众都归咎于美国，反美情绪高涨，拉美对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势必受到影响，这两个方面都是FTAA陷入僵局的重要原因。
关于巴西的FTAA战略，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巴西问题专家吴志华认为，巴西和美国的分歧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博弈，而应考虑政治和外交因素等综合战略。巴西不希望在FTAA后成为美国的附庸，强调代表拉美地区利益，成为地区大国，因此巴西不赞成美国FTAA战略。同时，巴西不希望失去欧盟和亚洲等贸易伙伴，从而放弃贸易平衡和多元化战略。此外，巴西在农业等关键问题上，通过同时开展与美国FTAA谈判和与欧洲的自由贸易谈判进行相互制衡，这是巴西在FTAA谈判不肯妥协的重要原因，因为FTAA谈判农业问题的妥协将直接影响巴西与欧洲自由贸易谈判的要价。相反，墨西哥、智利、中美洲等拉美国家与美国较易达成协定，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与欧洲的传统（经济）关系不如巴西、阿根廷等南方国家与欧洲的关系亲密。在谈到FTAA对巴西经济的影响时，吴志华引用了巴西计划部实用经济研究所的结论，即FTAA对巴西而言是弊大于利，这些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服务业、知识产权等领域。但是，农产品成为谈判关键问题与巴西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农业利益集团在巴西国会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下午的第二单元 “FTAA的建立对东亚和中国经济的影响”中，谢文泽副研究员、高静助理研究员先后就“美洲自由贸易区与中国——FTAA对中国的潜在影响”、“美洲自由贸易对东亚经济的影响”等主题汇报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关于FTAA对中国的影响，谢文泽得出七点基本结论：中国与美洲贸易（特别是中国向美洲地区的出口）负面影响不大；中国与墨西哥、巴西、部分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美国市场上有一定程度的竞争；中美两国在拉美市场上暂时不存在激烈竞争；中国与拉美在FDI上没有激烈竞争；促进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促进中国与未建交国的经贸关系；提高中、美、拉三角外交关系的复杂性。
关于“FTAA对东亚经济的影响”，高静借助了美洲开发银行GTAP模型的研究成果，得出基本结论是：FTAA会对东亚经济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影响较小，不足地区GDP总和的0.1%；FTAA对东亚可能产生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如果排除农产品因素，FTAA对东亚的整体福利很可能会形成正面效应。另一方面，FTAA对东亚与美洲地区经贸关系也可能形成一些积极因素，例如贸易规则的统一安排，可降低交易成本；美洲市场统一将为东亚国家提供一个更为广阔和更具可预见性的市场；美洲市场门槛提高可刺激东亚国家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经济竞争力；FTAA可加快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步伐，共赴“亚洲世纪”之约。最后，高静认为，任何自由贸易协定都具有两面性，FTAA不是拉美经济的最后归宿，并引用了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的观点“要真正扩大出口，提高竞争力不能依靠自由贸易协定，而是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工业政策的正确实施”。
在随后的讨论中，吴国平研究员特别强调，无论是FTAA对东亚和中国的影响，都必须以FTAA必将建立为前提条件。关于中国和美国在拉美原材料市场竞争问题，卢国正研究员认为，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不会加剧，中国在拉美开发的原材料，主要是一些质量不高的矿源，而拉美高质量的矿源早已被欧美跨国公司所控制。此外，中国与美国对拉美出口的竞争也是互补关系，即便是通讯设备、机电产品出口上，中国主要是中低档产品，而美国主要是高精尖产品。最后，关于美国对FTAA的战略，谢文泽副研究员还补充认为，实际上美国FTAA谈判策略是通过NAFTA框架逐步向南推进，通过民主、自由的机制把整个拉美地区纳入NAFTA框架内，同时他还简要介绍了ALADI（拉美一体化协会）、NAFTA和ALBA（美洲玻利瓦尔替代）在拉美一体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讨论过程中，外交部拉美司、商务部拉美司、中联部拉美局的代表也根据各自的实际工作对FTAA谈判和拉美一体化过程及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总体来说，在成果汇报和讨论过程中，各种思想和观点激烈碰撞，形成了一些极具实践意义的政策建议，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密切跟踪对FTAA谈判进程及其影响的研究。会议结束时，研讨会主持人和课题负责人吴国平研究员做出承诺，经济室课题组成员将进行FTAA长期跟踪研究,为未来中拉经贸合作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